ID:zgjs436
时　　间：1900年10月8日 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历史概述：惠州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起义。1900年10月8日，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委托，率领会党群众600余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后因日本台湾总督不准孙中山登陆，在弹药已尽的情况下，不得已，郑士良只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将大部分起义军解散，率一部分随从逃避香港。
    惠州起义一共耗资十万元，在香港与孙先生初次见面的李纪堂，捐了两万元，还有一个日本人捐了五千元，其余都是孙中山和孙眉筹措的。
    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运动军队及绿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了;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6日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因此而常被称为"惠州起义"，三洲田是义军的集结地。
    三洲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便于得到孙中山来自海上或香港的增援。郑士良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且有很深的三合会背景，招募的义军多为惠州的客家人和三合会员。义军从三洲田出发，向西不到七十英里即可抵达最终的攻击目标广州。
    发现了清军的步步进逼，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因孙中山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于是电令郑士良先将起义队伍分散，避免同清军接触。而郑士良却认为，只要能把军火运抵广东沿岸，郑士良便可将义军引向成功。
    孙、郑还在电报往返时，水师提督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约二百人占领了距三洲田不足八英里的沙湾集镇，派出的轻骑侦察兵甚至到了义军营地附近。郑士良的副将黄福不知道孙中山有让部队先行分散的命令，眼见敌人逼近，决定先下手为强，率领八十人的队伍对沙湾发动了攻击。
    惠州起义就此爆发。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
    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了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
    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了他们继承的约三千元财产，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了总督府地底下。
    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了，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毫不动摇，拒绝在四十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头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点评:惠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其势头猛、影响大，提振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信心，为最终推翻清朝、光复惠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此外，起义队伍那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惠州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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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四诗风雅颂
时间：1735年10月8日  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病逝于圆明园
历史概述: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猝然去世，死的十分的突然。据《自订年谱》中记载，雍正帝在临终之前，没有丝毫一病不起的迹象，张廷玉在雍正帝死之前不久，还曾“每日进见”。据《起居注》记载的：雍正帝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时候，感觉身体有点不适，但仍可以，召见臣工。到了二十二日的时候，雍正没有再召见臣工，皇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以防不测。到了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的时候雍正皇帝的病情突然加重，宫中传出急诏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觐见。结果到了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帝就龙驭上宾了。但官书正史上并未言明雍正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而且官书实录，起居注等文献对雍正生病期间的状况也稀有记载。以至于时人后人都对雍正的死因枉加猜测，众说纷纭。

点评：电视《雍正王朝》中有一句话是对的，雍正临死前对乾隆说，千万不要得罪读书人。关于雍正登基称帝，儿子乾隆的出身来历，包裹他的死都有各种编排。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皇帝来说雍正是优秀的，合格的。勤劳、勇敢、智慧、拼搏等优秀的品格都具备。但是他的几个政策得罪了读书人：1、一体当差，一体纳粮。2、摊丁入亩。3、整顿吏治。4、个人集权。5、大兴文字狱。这几项针对的后果就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文官体系（读书人）和地主本身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好多，民间关于雍正的流言和编排非常多的缘故。文人憎恨雍正，官僚故意放任不管，民间关于雍正的故事就更加离谱了。作假的传位诏书、超级杀人利器血滴子、后宫妃子偷人生下乾隆、吕四娘刺杀、金头下葬等等。

    最后雍正的谥号是宪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谥号，也算是文人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发扬一字褒贬。谥号里面的宪字的意思是：博闻多能曰宪；赏善罚恶曰宪；行善可记曰宪；在约纯思曰宪；圣能法天曰宪；圣善周达曰宪；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聪明法天曰宪；表正万邦曰宪；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总的来说一句话：博闻多能曰宪。虽多能，不至于大道。
    历史上的宪宗包括唐宪宗、元宪宗、明宪宗，特点是都很能干，但是结局不怎么好，唐宪宗被太监杀了，元宪宗被流矢所伤（有12种说法），明宪宗倒是没有被杀而是病死，但是英年早逝，41岁就死了。而且明宪宗设立西厂屠戮大臣、设立皇庄搜刮民财、乱命官员扰乱吏治。
    以雍正的作为和贡献来说死后被安上宪字，和上面的几位画上等号，估计雍正能够从棺材里面蹦出来。乾隆刚刚继位，而且谥号一直是文官对于皇帝的间接制约权力。即使乾隆不喜欢，也不能够改变大臣给制定谥号的权力。这与当时的礼法不和。所以雍正和乾隆这爷俩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千万别得罪读书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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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洗风白马
时间：1643年10月8日，福临即清朝皇帝位，是为顺治帝。
历史概述:顺治帝（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名福临（穆麟德：Fulin，太清：Fulin），爱新觉罗氏，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1643年10月8日至1661年2月5日在位。年号顺治，因此被称为顺治帝。蒙古语尊号额耶尔札萨克汗（“平顺统治”的可汗，即义译“顺治”）。
    顺治帝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继位，由叔父摄政王多尔衮辅政。1644年，明朝境内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平叛，清军迅速占领了北京，随后攻灭了各地农民军和南明的势力，基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顺治七年（1650年），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病逝于禁宫内，得年二十四岁。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的孝陵。
    在明朝（1368年–1644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女真部落居住在明朝疆土的东北地区，即现代被称为中国东北或“满洲”的地区。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一十年代，或以武力征服，或凭借结盟邻近的女真和蒙古部落，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他的一项最重要改革是，将来源于女真诸部的松散力量凝聚在黄、红、蓝、白四色旗之下，后又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上其它颜色。黄、白、蓝旗镶红边，称作镶黄、镶白、镶蓝旗；红旗则镶白边，称作镶红旗。此社会军事组织制度被称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将旗主交给儿孙辈亲属担任。在1612年左右，努尔哈赤既为让其部族人与其他支觉罗部族人相区分，又要和曾统治中国北部的早期女真王朝金朝（1115年–1234年）拉上关系，更其部族名为爱新觉罗氏（“金子般高贵神圣的觉罗一族”）。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脱离明朝建国，国号后金，建元天命。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夺取了明朝控制的辽东多数主要城市。1626年1月，他在宁远攻城之时，被那里的明军指挥官袁崇焕用近期收购的葡萄牙人的加农炮击败，结束了其一连串的胜利。努尔哈赤很可能在宁远之战中受了致命伤，使其在战后几个月逝世。
    努尔哈赤之子兼继任皇太极（1592年–1643年）继续致力于其父的大业：他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效仿明朝政治制度，并完善和扩大八旗制度，将蒙古盟军和投降的汉军编入八旗。1629年，他率军入侵北京郊区，在此期间，俘获了知道如何铸造葡萄牙人的加农炮的汉人工匠。1635年，皇太极改称女真族为“满族”，1636年，他又将国号“后金”改为“大清”。清朝在占领明朝最后的辽东城市后的1643年，准备夺取垂死挣扎的明朝，后者此时已被财政破产、疫病肆虐成灾、大饥荒导致的大规模的土匪暴动等问题交织地摇摇欲坠。
    皇太极之子福临在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戌时生于盛京，崇德八年（1643年），五岁的福临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定年号顺治。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驾崩，由于他未有指定自己的继任者，雏鹰般的清朝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严重危机。数名皇位争夺者——努尔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长子代善、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两人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极之长子豪格——开始逐鹿皇位。皇太极的兄弟多铎和阿济格及多尔衮（31岁）掌有正白及镶白旗，代善（60岁）掌有两红旗，而豪格（34岁）则得到了其父的两黄旗的支持。
    议政王大臣会议开始着手决定将让谁成为清朝新皇帝，前者直到军机处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之前，一直是满清的主要决策机构。许多亲王贝勒主张多尔衮这个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成为新皇帝，但多尔衮拒绝为帝，而是坚持让皇太极的一个儿子继承其父。会议接受了多尔衮的具有权势的主张，继续让皇太极的后裔继承大统，最终商议决定让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承袭父位为新皇帝，但亦决定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他掌有镶蓝旗）作这个五岁孩子的留守。1643年10月8日，福临正式登上大清皇帝位；定年号为“顺治”。由于记载顺治年间的文献语焉不详，所以这段时期同整个清朝历史相比，显得较为鲜为人知。
    济尔哈朗是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但看起来对治国毫无兴趣。1644年2月17日，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全部官方事务交给多尔衮办理。后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动摇摄政统治的阴谋暴露。豪格本人被剥夺亲王头衔，他的党羽则被全部处决[24]。多尔衮在此后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拥护者（大多来自黄旗），从而得到了对两旗以外的旗的掌控[25]。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26]。
1644年初期，正当多尔衮与其谋士苦思钻研如何攻明之时，农民叛乱之危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墙，促使崇祯帝朱由检在故宫后的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多尔衮的汉人谋士洪承畴和范文程闻讯，敦促亲王抓住此机遇，进攻落日西山的明朝，为自己的国家报仇雪恨，誓为清朝夺取天命。而驻扎在长城东端山海关的明军总兵吴三桂，是多尔衮同北京之间的最后一个障碍。他此时正被满人与李自成军间的武力夹得左右为难，吴三桂请求多尔衮帮助他驱逐土匪，恢复明朝。当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替清效力之时，吴三桂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清兵因此得到了吴三桂的精兵的辅助，后同李自成军进行一片石之战，在多尔衮最终选择用骑兵介入此战斗前，吴三桂的精兵就已和起义军交战了数小时。5月27日，清朝取得此战的决定性胜利。战败的李军逃至北京并进行了几天的抢劫，直至他们在6月4日携带着所能带走的财物离开。
    6月5日，被叛军之手虐待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绅及官吏迎接他们将要来到的解放者[34]。可当他们见到的是骑着马、把前额头发剃光并自称摄政王的满人多尔衮，而不是明朝太子朱慈烺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吴三桂时，吃了一大惊。在此场动乱之中，多尔衮将自己安置在武英殿，后者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烧大内后，唯一未被损坏的建筑。旗军们被命令不许抢劫；他们的纪律约束使统治过渡到清朝“出奇地利”。然而在同时，多尔衮却声称他是为报复明朝而来。他下令将明朝皇族（包括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的后裔）及其拥护者全部处决。
    6月7日，进城仅两天的多尔衮向首都的官员发布谕告。该谕告向官员们保证，如果本地居民剃发易服并且接受归降，那么他们则可以官复旧职。可是在此谕告发布三周后，北京爆发数场农民起义，威胁清朝控制首都地区。面对威胁，多尔衮不得不将此谕告废除。
    1644年10月19日，多尔衮在北京大门迎接福临。10月30日，六岁的福临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拜天地。11月8日，福临的登基仪式正式举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将多尔衮的功绩同周公进行比较，后者为古时一个受人尊敬的摄政。在登基仪式上，多尔衮的官衔“摄政王”被提升为“叔父摄政王”。在满语中，“叔父”（ecike）表示高于亲王的一级身份。三天后，多尔衮的摄政同事济尔哈朗的官衔“摄政王“被降低为“辅政叔王”。最终，多尔衮在1645年6月发布命令称，今后所有的公文均应以“皇叔父摄政王”提他。这使得多尔衮离皇位宝座的距离仅剩一步之遥。
    多尔衮进入清朝新首都后的最初的一个命令是，将北京北部全部腾出，然后把它分给旗人。两黄旗分得荣耀的宫殿北部，其次，东部为两白旗，西部为两红旗，南部为两蓝旗。八旗的此种布局，是为了使京城同满族在征服中原前的故乡保持一致。此种布局“按照罗盘的指针指向，给颜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尽管清朝为了加快过渡而减免税收，推迟大型建筑建造计划。但到了1648年，新来的旗人与共同生活的汉人百姓间仍有敌意。而首都以外的农业用地则全部被清军圈占。昔日的地主，现在却成了给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户。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导致了“数十年的中断和苦难。”
在1646年，多尔衮还下令重建选任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从那时起，他们效仿明朝，每三年定期举行一次科举。同年，清朝统治下的第一次殿试举行，大多数报考者为北方汉人，他们被提问如何使满汉同心合志。1649年，考试询问“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在1660年确定减少中额前，顺治朝下每届会试的考中人数的平均数为清朝最高（“得到了汉人更多的支持”）。
    多尔衮被历史学家不同地称为“清朝征服的优秀策划者”和“满族洪业的首席建筑师”，清朝在他的统治下，征服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明”的势力范围推到了遥远的中国西南地区。李自成从北京逃到西安，并在后者重建指挥部。多尔衮在同年夏、秋将河北、山东抗清起义镇压后，派遣军队进入西安（陕西省）主要城市搜寻李自成。1645年2月，在清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离开了西安。他被杀了——无论是死于自己之手，还是被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而误杀——1645年9月后，他在几个省份中消失了。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富饶的商农区建立了一个忠于明的政权。1645年4月初，清朝从新占领的西安出发，准备向那里发起进攻，南明政权的党派之争和不计其数的逃叛，阻碍了其有效抵抗能力的增强。1645年5月初，数支清军席卷南方，随手夺取了徐州淮河以北的主要城市。此后不久，他们向南明北部防线的主要城市——扬州——拥去。史可法面对包围，勇敢地反抗。5月20日，遭受一周炮轰的扬州被满人攻破，史依旧拒绝投降。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遂下令屠杀扬州全城人民。作为预期，这场大屠杀恐吓江南其他城市降服于清。而事实上南京在6月16日，即其最后的防卫者使多铎保证不会伤人后，不战而降。清朝在不久俘获了明朝皇帝（他在翌年死于北京），夺取了江南包括苏州杭州的主要城市；至1645年7月初，清朝与南明之间的边界被推到南方的钱塘江。
    江南刚有了表面上的平静后，多尔衮便在1645年7月21日发布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髡发辫式编扎起来。不服从告示者将被处以死刑。对于满人来讲，此象征着屈服的政策，有助于他们分清敌我。不过，在汉人官员和文人看来，新发型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它有悖于孔门弟子关于保持身体完整的指导）。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剃发如同丧失他们的生殖能力。由于剃发令逼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汉人联合起来反抗清朝统治，所以极大地阻碍了清朝的征服。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明朝前将领李成栋分别对嘉定和松江反抗的人民进行屠杀。而江阴还同约一万名清军进行了八十三天的对抗。当城门最终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时，降清明兵刘良佐对全城人进行屠杀，这场屠杀造成了七万四千至十万不等的人的死亡。这些大屠杀结束了长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装抵抗。有几个忠诚的勤王者成了隐士，并希望着清军败溃。虽然他们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征着在继续反抗外族统治。
    南京沦陷后，明代皇室的两支成员建立了新的南明政权：一个是以福建沿岸附近为中心的唐王朱聿键——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九世孙——而另一个是浙江附近的“监国”鲁王朱以海。但由于两支政权未能进行合作，使得他们已经很低的成功几率变得更低。1646年7月，贝勒博洛领导的新的南方军事活动使鲁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乱状态，继而向隆武政权发起进攻。朱聿键于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处死。他的养子国姓爷郑成功则随他的船队逃往台湾岛。11月，江西剩余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溃，整个江西降清。
    1646年末，广州出现了两个新的明代君主：一个是年号为绍武的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𨮁，另一个为年号为永历的桂王朱由榔。由于朝服不够，此后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两支南明政权彼此残杀，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栋率领的一支小规模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开进广州，处死了朱聿𨮁，迫使永历朝廷逃往广西南宁[78]。然而，李成栋于1648年5月起兵抗清，与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并发起义，帮助朱由榔夺回了中国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但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清军于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广中部（今河北和湖南）、江西和广东。朱由榔再度逃亡。最后，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统率的清军攻占广州，杀死七万多人。
    同时，1646年10月，豪格（福临长兄，于1643年继承斗争中失去继承权）所统率的清军抵达四川，任务是摧毁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国。1647年2月2日，张献忠与清军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战时被杀。1646年末抗清势力进一步向北蔓延，由一个穆斯林将领米喇印领导的武装力量反抗清对甘州（甘肃）的统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国栋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运动[84]。他们以恢复明朝为号召，攻克了甘肃的数个城镇，其中包括省会兰州在内。这些起义者愿意同非穆斯林的汉人进行合作，这表明他们不是仅仅被宗教所驱使。1648年，米喇印和丁国栋双双被孟乔芳俘获并处决，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的穆斯林起义运动被粉碎。
    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在狩猎途中意外死亡，引发了一段激烈的派系斗争，开辟了深层次政治改革之路。由于多尔衮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响，所以多尔衮的丧礼依帝礼，多尔衮死后获追尊为皇帝，谥号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尔衮的前部将吴拜统率下的数名白旗军官为防范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自立为新摄政而将其逮捕；之后，吴拜让福临任命自己及他的几位追随者为各部尚书，准备接管政府。
    同时，于1647年被褫夺摄政头衔的济尔哈朗，获得了对多尔衮统治心怀不满的旗官的支持。济尔哈朗为了巩固直属皇帝的两黄旗（前两旗自清太宗开始直属皇帝）对自己的支持，争取白旗支持者，赋予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一个新名称：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统辖）。于1661年成为玄烨的辅政大臣的鳌拜和苏克萨哈，是给予济尔哈朗支持的旗官，济尔哈朗以指定他们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回报。
    2月1日，济尔哈朗宣布即将13岁的福临亲政。摄政正式废止。济尔哈朗此后展开攻势。1651年2月晚期或3月前期，他控告多尔衮僭越皇权：多尔衮被判有罪，他获得的追尊被剥夺。济尔哈朗继续肃清多尔衮集团前成员，为上三旗中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晋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尔衮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杀，或是被有效的从政府中清除。
   1651年4月7日，亲政不足两月的福临下诏，宣布他将从官场中肃清腐败。此诏引发了至死困扰福临的文人间的派系冲突。他最初的一个行动是罢免大学士冯铨，冯铨为北方汉人，1645年受到弹劾，但摄政王多尔衮准许他任职如故。福临以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前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南方汉人，同南方文人团体关系良好。尽管陈名夏于1651年也被指控以权谋私，但1653年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很快便成为皇上一个亲近的私人顾问。他甚至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内阁大学士那样起草诏书。同于1653年，福临将冯铨召还，但结果非皇帝所预期，冯铨的回归只是加剧了派系之争，而不是使朝廷上的南北汉官得以平衡。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数次朝议中，南方人形成一个集团，反对北方人和满族人。1654年4月，陈明夏向北人官员宁完我建议，清廷应复明代衣冠，宁完我立即向皇帝告发了他，并指控他犯有包括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和篡越皇权在内的各种罪行。1654年4月27日，陈名夏被绞死。
1657年11月，北京顺天省试的一场重大作弊丑闻爆出。八名江南考生贿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七名主考官以受贿的罪名被处以死刑，数百人被判处贬谪流放和没收财产。这场丑闻，很快蔓延到了南京会试，揭露了官僚制的腐败和以权谋私，许多坚持正统观念的北人官员将之归因为南方文人小团体的存在和经典学问的衰落。
    福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鼓励汉人参与政府活动，恢复了许多多尔衮摄政期间废止或排斥的许多中国式制度。他和大学士（诸如陈名夏，见上文）谈论历史、经典和政治，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新人，诸如王熙，此人是一名满语流利的年轻的北方汉人。福临于1652年颁布的《六谕》是玄烨1670年颁布的《圣谕》的前身，后者是用于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梗概”。另一方面，皇上朝着中国式政府迈进，于1658年恢复了翰林院和内阁。这两个机构基于明代模式，进一步削弱满族精英的权力，当派系联合起来与内阁大学士竞争时，使深为晚明困扰的极端文人政治的复活受到威胁。
   为了中和内务府和满族贵族的权力，1653年7月，福临置立十三衙门，后者虽由满族人监督，但由汉族宦官而非满族包衣阿哈掌控。宦官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受着严格的控制，但小皇帝用他们来对付像他的母亲皇太后和前摄政济尔哈朗这样的其他权力中心的影响。至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宦官的权力再次变大：他们处理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官员任命提出建议，甚至负责起草诏令。由于宦官通过官僚机构孤立皇帝，满汉官员担心困扰晚明的宦官滥用权力的局面会重现。尽管皇帝试图对宦官活动施加限制，但福临最宠爱的宦官吴良辅仍于1658年陷入腐败丑闻，吴良辅此前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帮助他肃清多尔衮集团。事实上，吴良辅收受贿赂仅仅受到谴责，未能使看到宦官权力上升致使满人权力下降的满族精英安心。福临死后不久，1661年3月，鳌拜和另外三位政辅大臣将十三衙门裁撤（吴良辅被处决）。
    1646年，博洛率领的清军进入福州，发现来自琉球国和安南的使节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这些朝贡使团前来拜见已倒台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而后者此时已被押送至京，最终，这些使者听从清廷命令回家。最后残存的南明抵抗势力从与安南接壤的云南逃离后，琉球王尚质于1649年首次向清派出进贡使团，暹罗于1652年，安南于1661年。
    同于1646年，统治吐鲁番的一名莫卧儿王公苏丹阿布·穆罕默德·海基汗派遣一支使团，请求恢复因明亡而中断的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使节团虽未受邀请便来到中国，但清同意接受它的请求，允许它在北京和兰州进行朝贡贸易。但该协议因1646年一场席卷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起义而中断。清与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哈密和吐鲁番的朝贡贸易最终于1656年恢复。不过在1655年，清廷宣布来自吐鲁番的朝贡使节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赐。
    1651年，小皇帝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后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军事帮助下，成为西藏的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122]。尽管满族对藏传佛教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始于努尔哈赤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请背后仍有政治原因。即西藏正在成为清朝西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具有影响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并未屈从于清。为了迎接这位“活佛”的到来，福临下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禅汗宫殿的遗址上。经过多次邀请和外交往来，使西藏领袖拿定主意，接受会见清皇帝，1653年2月，达赖喇嘛抵达北京。达赖喇嘛日后将此行访问的场面雕刻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后者于1645年开始建造。
   与此同时，满人故乡北部，探险家瓦西里·波亚尔科夫（1643–1646）和叶罗菲·哈巴罗夫（1649–1653）越过罗刹国的山谷来到了黑龙江流域。1653年，莫斯科召回哈巴罗夫，委派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接替他，斯捷潘诺夫掌握了哈巴罗夫的哥萨克军队指挥权。斯捷潘诺夫南下进入松花江，强迫当地原住居民诸如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交纳“牙萨克”（毛皮税），但遭到抗拒。因为满洲当地民族已向顺治皇帝朝贡。1654年，斯捷潘诺夫击败从宁古塔被派遣去调查罗刹计划的小规模的满族军队。1655年，另一名清军指挥官蒙古族人明安达礼在黑龙江流域的呼玛要塞击败斯捷潘诺夫军，但这还不足以追捕罗刹人。不过在1658年，满族将领沙尔虎达率四十余艘船向斯捷潘诺夫发起进攻，罗刹人大多数被击毙或生俘。经过此役，黑龙江流域哥萨克地带已无太大冲突，但清和罗刹的边境冲突则持续了下去，直至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固定了罗刹和清之间的边界[128]。
   尽管清在多尔衮的领导下成功将南明推到华南，但明遗民还没有死心。1652年8月初，张献忠前部下李定国正在保护朱由榔，从清手中夺回桂林。一月之内，广西清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此后两年，尽管对湖广和广东的军事行动偶尔成功，但李定国未能夺取重要城市。1653年，清廷命洪承畴负责夺回西南地区。洪承畴驻扎长沙，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军力；只有在1658年末，营养充足、供应良好的清军分多路向桂州和云南进军。1659年1月末，云南府被多尼率领的清军攻陷，朱由榔逃入邻近的缅甸，后者此时由东吁王朝国王莽平德勒统治。此后南明末代皇帝一直留在缅甸，直到1662年被1644年4月降满的前明将领吴三桂俘获并处决。国姓爷郑成功，1646年由朱聿键收养，1655年由朱由榔封为延平王，亦是他继续捍卫南明的原因。1659年，正当福临准备举行一场特殊的考试来庆祝他辉煌的统治和西南战役的胜利时，郑成功率领全副武装的船队驶向长江，从清手中夺取了几座城市，进而围攻南京。当郑成功围攻南京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时，他就大发雷霆，据说一怒之下用剑劈了宝座。但南京的威胁最终解除，郑成功被击退，被迫求助于东南沿海的福建省。迫于清军的压力，郑成功于1661年4月逃往台湾，并死于同年夏。他的子孙则继续反抗清朝统治，直至1683年玄烨成功收取该岛。
    福临于1651年亲政后，他的母亲昭圣皇太后安排儿子娶她的侄女，但福临于1653年废黜了他的皇后[140]。次年，昭圣皇太后另为儿子安排了一场同蒙古科尔沁部的婚姻，这次她将自己的侄孙女嫁给福临 。尽管福临同样不喜欢他的第二任皇后（后世习以谥号称之为孝惠章皇后），但他未有将她废黜。她也没有给他生育子女。福临从1656年开始宠幸董鄂妃，据当时的耶稣会记述，董鄂妃以前是一位满族贵族的妻子。她于1657年生下一子（皇四子）。皇帝想立他为继承人，但这个孩子未及命名便于1658年初夭折。
   福临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不仅在天文学和科技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事和宗教问题时都向一位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的日耳曼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请教。1644年末，多尔衮为制定一部尽可能精确的新历法而任用汤若望，因为他的日蚀预报比那些清廷天文学家的预报更精确。多尔衮死后，汤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谊，福临用满语称他为“爷爷”。在他的高度影响下，1656年和1657年，福临常常驾临他的府中，和他交谈到深夜。他被免除叩头礼，在北京获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因为福临担心汤若望没有继承人），但自1657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耶稣会试图使清帝信仰天主教的努力终于无成。
   福临亲政，管理国家事务后，发奋学习，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够欣赏中国艺术如书法和戏曲。反清知识分子顾炎武和万寿祺的一位密友归庄所作《万愁曲》是福临最喜欢的文章之一。福临“极富感情，重情钟情，至其极处”，他还能成段的引用背诵援引《西厢记》。
   福临最宠爱的妃子皇贵妃董鄂氏，因丧子之后过度悲伤，于1660年9月猝死。福临为此悲痛欲绝，沮丧了数月，直至他于1661年2月2日染上天花。1661年2月4日，福临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福临的知己）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到自己身边，口述遗诏。同日，他7岁的皇三子玄烨被立为继承人，可能因为他从天花中存活了下来。皇帝于1661年2月5日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终年22岁。
  满族人对天花病毒没有免疫，感染天花后几乎都是死去，所以他们对天花的恐惧甚于其他任何疾病。至少在1622年，他们建立了一个机构，用于研究天花病例，隔离患者避免传染。在天花流行之时，皇室成员为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定期进入避痘所。福临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为他年轻，而且居住于附近有传染源的大城市。而事实上，根据记载，在顺治年间，至少有九次天花在北京爆发，每次爆发，都迫使福临搬到保护区。保护区为北京南部的狩猎场南苑，此前多尔衮已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在那里建立了一所避痘所。尽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例如规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汉族居民搬出城市——但此疾病仍旧击倒了小皇上。
    福临的遗诏于2月5日晚公布，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他年幼的儿子的辅政大臣，此四人都于多尔衮死后，帮助济尔哈朗肃清朝廷上的多尔衮势力。很难确定福临是否真的命四位满族贵族为辅政，因为福临的遗诏显然被昭圣皇太后和此四人篡改。福临的遗诏宣称，他重用汉族官员胜过满人（他偏袒宦官，依赖汉官），忽视了满族贵族和满族习俗，对妃子的精神投入超过对他的母亲。尽管福临在位时经常发布罪己诏，但这份遗诏中所谴责的政策，自他亲政以来对清政府至关重要。被称为鳌拜辅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间，该遗诏给了四位辅政大臣“皇权外披”，使他们的亲满政策得到支持。
    由于朝廷没有明确宣布皇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有流言称他没死，而是因为对爱妃之死过于悲痛，或是四位被任命为辅政大臣的满族贵族发动了政变，他退位隐居佛教寺院，匿名为僧。因为皇帝于17世纪50年代成了佛教禅宗的狂热追随者，甚至让僧人进入皇宫，这些流言似乎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认为福临出家之谜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但许多旁证——包括一位僧人记录说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严重受损，而事实上在皇帝的葬礼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卫为其殉葬——证明福临之死并非假象。
    福临的遗体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为时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规模宏大的行进列队将福临的遗体运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个小丘）, 之后大量贵重物品在葬礼上被烧掉。距离葬礼仅两年后的1663年，福临的遗体被运到他最后的安息之地。与当时的满族习俗相反，福临的遗体在火化后安葬。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北京东北方的昌瑞山，后来通常称为清东陵。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里的第一座陵墓。
    福临的儿子玄烨平定三藩之乱数年后，分别于1684年、1689年（此图所绘）和1699年三次“南巡”江南地区，使清朝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和信任得以巩固。
以清世祖的名义公布的假遗诏表示，他对自己放弃满族风俗深表歉意，这一表示赋予了辅政四大臣实行本土主义政策的权力。鳌拜和其他三位辅政大臣援引遗诏，迅速革除了十三衙门。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提升了满族人及其包衣阿哈掌管的内务府的权力，革除翰林院，规定只有满族人和蒙古人才能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辅政大臣还向清治下的汉人推行强硬政策：他们发动文字狱处决了江南富庶地区的十余人，并以拖欠税收的罪名对该地区的数千人处以刑罚；他们强迫东南沿海地区人口从该地迁出，以便截断郑成功的子孙统治的台湾东宁王国的粮食供给。
   玄烨于1669年设法囚禁鳌拜后，撤销了辅政大臣的许多政策。他恢复了父亲所青睐的机构，包括使汉族官员在政府中获得重要发言权的内阁。他还平定了三藩之乱，三名汉族军事指挥官曾在清征服中国过程中发挥重要军事作用，但此时却在中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根基牢固的统治。内战（1673年–1681年）使清人的忠心受到考验，但清军最终占得上风。当胜利成为定局时，1679年玄烨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了特别考试博学鸿儒科。中试者被邀请参与编写官修《明史》。叛乱于1681年被平定，同年，玄烨开始倡导使用人痘接种为皇家儿童预防天花。东宁王国于1683年倒台后，清政权的军事巩固完成。在多尔衮、福临和玄烨奠定的体制基础上，清建起了一座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国之一”。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康熙军事巩固完成后长时间的“满族和平”，使清面对19世纪列强武装侵略之时毫无准备。

点评:以往民间提起清朝皇帝，一般都是提起那三大明帝：康熙、雍正、乾隆！而顺治帝往往被大家说忽视。顺治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比起努尔哈赤、皇太极蜗居“沈阳”来说，顺治帝毕竟是在北京做皇帝，怎么样都是NO.1！话说多尔衮当初辅助顺治帝，心里面也是打着小九九——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多尔衮和曹操、司马懿有点类似又有所不同，人家多尔衮是辅助自己本家侄儿，曹操和司马懿是“辅助”别人家的孩子！只可惜顺治帝死于天花，否则的话，顺治帝在清史上也会留下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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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30 辛苦！ 2016-10-11 16:23

ID：洗风白马
时间：1856年10月8日，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发生，标志着战争的开始。
历史概述:亚罗号事件（英语：The Arrow Incident）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事件，起源于1856年10月8日清朝广州水师在香港注册船只亚罗号（英语：Arrow）上进行的搜查及逮捕行动，以及后续英国的强硬抗议及武力恫吓，相关冲突最终成为1857年英国对华用兵的理由。
    1854年，英国政府援引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双方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希望续十二年之约，以签订对英国更为有利的新约。见英国人要求修约，而美国和法国也要求修约。但清朝官员一味搪塞敷衍，互诿其事。见续约无望，三国公使愤懑。同时，通商口岸中国官民和“洋人”间的摩擦，也一直是清廷和西方列强冲突的根源之一。
    成为中英冲突导火线的亚罗号是由香港籍华人苏亚成所有，于1854年在中国内地制造的中西混合式帆船，一日船只被海盗劫去珠江，之后拾获的民团交给广州一家船公司。后来卖给香港居民方亚明。1855年向英属香港政府登记，取得一年的执照并雇用爱尔兰籍船长，船上水手都是中国人。
    1856年10月8日早上八点，广东水师接获被劫商人举报，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停泊在广州黄埔。巡河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搜索，当时船长正在另一条船上用早餐未做开航之准备。发现执照已过期12天，扣留了十二名涉嫌走私的中国水手。但事后船长声称眼见英国国旗被撕毁的全部过程，清朝官方予以否认。对照英国的航海法律，任何一艘英国船驶入港口都必须卸下国旗。若当时升起国旗则表示水手准备私自潜逃（搜查那时船长不在船上），此说法的真实性已经起疑。
   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抗议，要求放还水手及道歉，并要求移办千总。事件后2天（10月10日）叶名琛答应放出9人，巴夏礼拒收。12月15日，广州一带中国居民见英军退去，纵火焚烧“洋人”居室，使广东十三行化为乌有。10月16日英公使包令照会叶名琛：
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意即英国动武之意已十分明显，也别有所求。10月21日巴夏礼遣人告诉叶名琛：“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并要求24小时内答复。叶名琛虽允诺放还全部12位水手，但以未扯下英国国旗拒绝道歉。
包令于是勒令香港驻华英军驶入珠江口，进逼广州城前胁迫同意英人自由入城，至27日未见答复便每隔五六分钟炮轰一次总督衙门，叶不动声色地在城内宣告：“杀一英人，赏银三十元”。很快地英军攻入城内，但未抓获广州总督，不久退出，叶佯称大胜。
    翌年（1857年），英国决定与法国联合出兵清朝，引发了英法联军之役。

点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原以为凭借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工业商品的销售。英国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销售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由此可见，哪怕没有亚罗号事件发生，英国政府也会想法设法搞出什么冠罗号事件或者季罗号事件来！亚罗号事件的原理和当年侵华日军发动的七七事变一样，都是纯粹找借口开战而已。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好，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好，都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腐败的清政府，早就成为英国侵略者眼中的“大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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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32 辛苦！ 2016-10-11 16:23

ID：洗风白马
时间：1949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第一套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邮票，全套4枚。
历史概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第一套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行，为纪念邮票，全套4枚，图案为北京天安门和宫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这套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因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流通的是东北币，尚未用人民币收兑，故两次版次同时都发行一组东北币值邮票，供东北地区贴用。
　　邮票图案左上方是一盏象征喜庆的宫灯，宫灯中央是中国人民正当协商会议会徽。会徽图案以光芒四射的蓝天为背景，中心是五角星、四面旗帜和中国地图，周围是缎带连接的齿轮和麦穗。五角星象征无产阶级的领导，齿轮和麦穗象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旗帜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统一战线，地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张仃、周令钊设计。邮票图案的右下方是天安门，左边是华表，天安门前是接受检阅的队伍，天安门上空有人民空军的飞机。图案最下边面值框之间是“中华人民邮政”文字。这套邮票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点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市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相当于临时宪法。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政协第一届全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准备。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具有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为了纪念这一次会议，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纪念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如此珍贵稀有，极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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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洗风白马
时间：1905年10月8日，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家臧克家出生。
历史概述:臧克家 (1905年10月8日－2004年2月5日)，山东诸城人，中国现代诗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孙荃、何嘉。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生平：
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18岁前一直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
1923年夏，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当时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影响，开始习作新诗。
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处女作《别十与天罡》，署名少全。
1926年秋 (有说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参与北伐，加入讨伐夏斗寅的战役，失败后逃亡东北。
1928年农历四月，和王深汀结婚。
1929年，入读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署名克家。8月10日，长子臧乐源出生在济南。
1930年，入读国立青岛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前身，1931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 中文系。在校期间，新诗创作上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鼓励与帮助。
1932年，在《新月》4卷7期发表第一首诗作《难民》，另有《老马》等，描写旧中国农民的生活。
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获闻一多、茅盾等好评。
1934年，出版诗集《罪恶的黑手》。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
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
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
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年初，与王深汀离婚。
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歌颂抗日军民的事迹。
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
1942年7月辞职，冒暑自河南叶县徒步赴重庆。8月，和郑曼结婚。
1943年4月，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
1943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
1943年，出版了回忆录散文集《我的诗生活》、诗集《泥土的歌》。
1944年，出版了《十年诗选》。
历任上海《侨声报》文艺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
1948年12月，由于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一度逃亡到香港。
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
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4年，出版了《臧克家诗选》。
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
1957年，和周振甫合著《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后改名《毛主席诗词讲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2年，回到北京。
1976年1月，《诗刊》复刊，担任顾问兼编委。
“四人帮”倒台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恢复创作，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
1988年4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1990年8月，他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0年1月，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11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届龙文化金奖”终身成就奖。
2002年10月，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12月，获第七届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克家全集》面世，共有12卷，近630万字。
2003年12月，《臧克家全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因冠心病、尿毒症导致多脏器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安葬于北京万佛园华侨陵园。
臧克家曾任：
中国民主同盟成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
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
诗风：
臧克家新诗风格严谨、简朴、含蓄，构思上讲求通过平易来表现不平易，遣词造句上讲求苦吟和锤炼，较多地揭露社会黑暗，但间也有浪漫气息的笔触，曾被称为“农民诗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说臧克家的诗“借鉴了一些古典的东西，同时也吸收了后来者的成就，他的诗凝练、朴实，对人们那种坚韧的精神予以了真实的刻画。在诗歌的各种潮流中，即使是包括后来先锋的、浪漫的潮流，臧克家所代表的那种贴近现实的风格都是不可替代的...他一直都坚持诗歌贴近现实，坚持诗歌和传统的联系，即便后来者对他的诗有种种其他看法，但就这一点而言，则是公认的。”而朱自清更曾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节录，臧克家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杂感》，臧克家        ”

文学地位：
臧克家著名诗篇《答客问》，曾入选香港中学的中文课程。其他著作有《烙印》、《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鸣咽的云烟》、《泥土的歌》等诗集和长诗《古树的花朵》，又创作了小说集《挂红》，散文集《磨不掉的印象》等，而他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更是脍炙人口。另外先生编了一本《毛泽东诗词欣赏》，收入冰心、赵朴初、唐弢、郭风、周振甫、刘白羽等名家手笔，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点评:相信许多人对于臧克家的认识，来自于那篇描写20世纪80年代女排辉煌时代的散文《看球记》。《看球记》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却体现臧克家的一股浓郁爱国情怀！后来才知道，原来臧克家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曾经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续，臧克家才以文笔为武器，来追求真理、反抗压迫！臧克家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最终以99岁逝世。在中国近代名人作家里面，算得上是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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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97年10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特别公报，宣布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历史概述:金正日（朝鲜语：김정일，1941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生前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金正日是朝鲜建国领导人金日成长子，其母为金正淑。金正日经过最高人民会议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领导朝鲜长达17年。1992年4月20日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朝鲜语称军衔为“军事称号”），2012年2月14日被追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事称号。2012年4月11日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被拥戴为“永远的总书记”，将朝鲜劳动党总最高领导人的职称改为“第一书记”；在13日的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上被拥戴为“永远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政府声称，金正日于1942年2月16日出生在两江道三池渊郡的长白山密营。根据苏联方面的记录，他是1941年2月16日在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远东区伯力附近的维亚特斯科耶军营出生的。当时金日成任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侦查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一营上尉营长，这支军旅由撤至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余部组成。金正日把出生年份报小一年，相信是为了使人认为他是在父亲30岁那年出生。
金正日幼年时的名字是尤里·日成诺维奇·金（俄语：Юрий Ирсенович Ким），朝鲜名为김정일，对应的汉字曾经被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误做金正一。
1945年11月下旬，三岁的金正日随著母亲金正淑离开远东训练基地，乘船回到朝鲜先锋港。第二天又随着母亲金正淑到达清津，并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来月。
1945年12月22日，他跟随母亲金正淑乘有篷货车离开清津，12月29日到达平壤。进入培养高层干部子女的南山幼儿园。
1949年6月，7岁的金正日进入南山人民学校。
1950年10月至1952年11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就读。
1952年11月22日，10岁的金正日回到朝鲜后，于万景台革命学院四年级插班学习。
1953年2月10日，11岁的金正日在万景台革命学院成立金日成将军传略研究小组。
1953年9月至1954年8月，在平安南道胜湖郡三石小学和平壤第四小学读书。
1954年9月起，12岁的金正日在朝鲜副部长以上级别干部子女才能进入的平壤第一中学（10年制学校，1959年4月改称南山高中）读书。
1956年12月12日，14岁的金正日加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历任民主青年同盟基层组织委员长、学校民主青年同盟副委员长（委员长由教师担任）。
1960年7月15日，18岁的金正日从南山高中(原平壤第一中学)毕业。
1960年9月1日，18岁的金正日升入金日成综合大学，在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类组中学习。
1961年4月21日至5月8日，19岁的金正日在平壤纺织机械制造所（平壤纺织机械厂）工具车间参加了生产实习。
1961年5月中旬至6月初，19岁的金正日参加了平壤市卧山洞——龙城间公路扩建工程建设。
1961年7月22日，加入朝鲜劳动党，金正日在大学时代积极深入参与大学党委员会活动。
1962年2月16日，20岁的金正日所在的班级政治经济学专业二年级一班荣获了千里马班级称号。
1962年8月下旬起，金正日在平壤东北24多公里的御恩洞参加了历时40多天的军事野营训练。
1963年2月4日，21岁的金正日所在的班级又第一个获得了双重千里马班级的称号。
1963年2月5日，《民主青年》报在整整一个版面上，刊登了金正日和大学生们在一起的照片与获得双重千里马班级称号的消息。
1964年3月18日，22岁的金正日发表了题为《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毕业论文。
1964年3月30日，金正日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
1964年大学毕业后，金正日先是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室参事室工作，后调到内阁首相参事室工作。
1964年4月1日，金正日被指派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任职。
1964年6月19日起，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工作。
1965年4月9日到4月21日，23岁的金正日以“警卫军官”的身份随同金日成访问了印度尼西亚。
1966年2月，24岁的金正日出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责任指导员。
1969年，27岁的金正日升任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和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1972年10月，30岁的金正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7月，31岁的金正日肩负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的重任，直接领导了全党的思想工作。
1973年9月17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指导部长、宣传鼓动部书记。
1974年2月13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推戴为金日成的接班人。
1974年2月19日，金正日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者讲习会上，把金日成革命思想正式确定为主体的思想、理论及方法的统一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宣布实现“全社会主体思想化”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纲领。1980年10月10日，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3年6月，金正日与时任朝鲜国防部长吴振宇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面，是为金正日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0年5月，在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1991年1月中旬，金正日把8月28日定为青年节，并于1991年8月26日向迎接第一个青年节的全国青年致函《青年要做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先锋》。1991年12月24日，在朝鲜劳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会议上，在金日成的提议下，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1993年，美韩举行“协作精神—93”联合军事演习，使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达到极点。3月8日，金正日下达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第0034号命令《向全国、全民、全军宣布准战时状态》。命令全国、全民、全军自1993年3月9日起进入准战时状态。1993年3月12日，金正日指示政府发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月24日，金正日向全国、全民、全军下达了关于解除准战时状态的命令，并向“在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高度发挥了忠诚的”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警备队官兵和工农赤卫队、红色青年近卫队队员、全体党员和劳动者致以感谢信。1993年4月9日，在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在金日成的提议下，被推戴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去世后，金正日为父守孝三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因此空缺三年。
1997年10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特别公报，宣布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同年发动为期4年的“深化组事件”清洗运动，令二万人受到迫害，数千人致死。1998年7月14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金正日被登记为第666号选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候选人。7月26日，第10届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第666号选区举行选举，拥戴金正日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1998年9月5日，第10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平壤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审议修改补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新通过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机构章把国防委员会的权能规定为“是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全盘的国防管理机关。”并推戴金正日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点评:金正日是朝鲜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执政朝鲜长达17年。相信，当年，金日成一直从小培养金正日，以期金正日将来可以顺利接班！金日成在1994年逝世，当年正处于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苏联这个大靠山，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53岁的金正日本应接过重任，接班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金正日为父守孝三年，所以这两个职位空缺3年！对于金正日的执政这段时间，金正日也被宣传部门打造成埋头苦干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官方报导称他在30年间“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革命活动，将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百战百胜，久经考验、千锤百炼的党﹔把朝鲜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坚定信念和意志的自主人民”。有一首颂歌叫《将军的饭团》，内容是：“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在全国各地日行数百里，为人民加油打气，他一天只吃一个饭团。”金正日死后，宣传部依然为其进行崇拜宣传。官方媒体中央通信社报道金正日死前几分钟，圣山白头山的天空泛起万道红光，金正日离世那天早上，长白山天池中的坚冰在石破天惊的巨响中裂开。山岩上金正日的题字“长白山，神圣的革命之山 金正日”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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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
历史概述: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山西省五台县人，清末举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将军府同武上将军，中华民国国军（及其前身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北洋军阀晋系领袖。曾任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及总统府资政等职务。阎锡山主政期间，其管理的山西省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以后，经历多场内战、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依然屹立不倒，直至1949年4月太原战役结束后，一共在地方共38年的管治是众多军阀中最长。
    阎锡山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6岁丧母、9岁入私塾读书、16岁协助其父阎书堂（字子明）经商。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出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监督。不久应清朝行省乡试，中举人。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官，后任标统。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时的山西巡抚陆钟琦很早已经意识到山西新军不稳定不可靠，为防意外，他一方面从外面调配巡防营驻扎省城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将驻守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地。陆钟琦给出的开拔时限为10月28日。当天下午，新军中具有新思想的军官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集会决定利用开拔命令领取武器弹药，当天夜里突然发难，驻扎太原城外的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姚以价率先从南门攻城，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迅即响应。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击毙，满城亦降。稍后，山西全省各州县仿照省城相继光复。辛亥革命成功后，阎锡山任山西都督，按新军起义的顺序，山西省是全国的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份。
    袁世凯洪宪称帝时，阎手里只有七千多人马，袁世凯势力四面包围，于是拥护袁世凯称帝，并因此被封为“中华帝国”一等侯，之后阎亦继续支持北洋政府。1917年护法运动期间，奉段祺瑞令带兵赴湖南作战。因晋商富甲天下，山西省于清末与民国初年为中国富庶省份；作为1910年代至1920年代地方领导人，阎锡山因此成为中国重要人物之一。
    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断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牲畜）来发展农业。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山西通往外界之铁路修建于1902年，是跟法国银行借款，由法国工程师设计、发包来完成；因为成本问题，铁路被设计成窄轨。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起，12月，阎锡山请求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1月，蒋介石提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通电拥护三民主义，除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红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对张作霖作战。1929年，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0年元旦，获国民政府颁授一等宝鼎勋章。
   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对非嫡系人马裁军，阎锡山与蒋介石就“国军编遣事件”意见相左。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以礼让为国，要蒋下野出国。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引发中原大战。
   1930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阎任“国民政府”主席。9月，奉系领袖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并派兵攻入山海关关内，随即掌握北平。冯、阎大败。9月，阎锡山通电下野。10月15日，阎锡山宣布下野，12月赴大连，研究哲学。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乘飞机潜回大同。一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为了抗日和昔日反对势力和解。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次年2月20日被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1934年11月5日，蒋从张家口继续向西，前往大同。11月8日，蒋飞抵太原。11月9日，蒋前往阎锡山故乡河边村。阎锡山利用全面抗战前的几年和平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同时积极“防共保乡”。1935年，阎为一级上将 。
   1936年日军进入与山西相邻的绥远，阎锡山政策也改为联共抗日，与共产党薄一波、徐向前等人合作。9月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11月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依日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军进行反击。11月16日，蒋介石从洛阳致电阎：“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在百灵庙战役中获胜。
   1937年芦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中参与并指挥了太原会战等诸多大小战斗。1939年，联共抗日造成晋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在冬季攻势中一败涂地。
   1945年8月下旬，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以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一部共1.7万人进攻晋西南。共军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战区的主力及地方武装共3.1万人，发起上党战役。至10月12日，共军取得完全胜利，共歼国军3.5万人，其中生俘3.1万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各种枪1.6万余支，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阵亡，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俘。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继续掌握山西军政大权。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是年6月，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阎锡山部在山西各地进攻解放军。但先后遭到贺龙、聂荣臻、陈赓、王震、徐向前等解放军部队打击，最后阎锡山部只掌控着太原及大同两座孤城。
   1947年4月上旬，阎锡山经营多年之西北实业公司，以7000亿元之代价，全部押给中国银行；该公司系阎锡山用以生产军火及垄断山西工业之总机关，拥有全国著名之太原兵工厂等，近因经济破产，美货倾销，原料缺乏，成品滞销，公司赔累甚巨，遂有此举。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提出之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名单：张人杰、李煜瀛、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熊克武、孔祥熙、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等，秘书长陈立夫。7月19日，国民政府派阎锡山为山西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8年7月3日，太谷阎锡山军在赵承绶指挥下沿铁路北向猛攻，与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徐向前部展开激战。7月6日，华北野战军击退太谷阎锡山军进攻，歼灭阎军千余人。7月下旬，蒋介石飞太原，召见阎锡山讨论太原防务。12月，蒋召见自防地晋京之阎锡山、胡宗南及卢汉。12月29日，阎锡山晤蒋介石、李宗仁、张群。
   1949年1月1日，阎锡山乘专机返太原、。2月17日，阎锡山到溪口同蒋介石“谈其今后党、政、军等改造的意见”、。随着国军在战场上失利，阎锡山接到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电报。3月29日下午，阎锡山由太原围城飞往南京，行前紧急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在绥靖公署内阎公馆开会，由秘书长吴绍之宣读李宗仁电报；阎对与会者称：此去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候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4月22日，阎锡山以电话训示梁化之在太原顽抗。梁化之报告所有应处理事项即行完毕，表示誓遵“不做俘虏，尸体亦不与敌人相见”之昭示。阎锡山即命转告全体文武官员：“成功是国家人民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唯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4月24日，太原前线解放军向城垣总攻，上午5时30分以1300门大炮轰击城垣，至上午10时全部战斗结束。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和阎锡山之五妹、省妇女会理事长阎慧卿，在绥靖公署东花园自杀；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瑞和首要分子岚风，为表示对蒋介石、阎锡山效忠，将一批特务分子集中在指挥处大楼内，是日黎明解放军攻入城内时，徐瑞命武装科长李子云把守楼门，徐瑞一声令下集体自杀，徐瑞首先自戕，其他人有的开枪自击，有的跳窗逃跑。李子云先用冲锋枪扫射，然后纵火自焚。同时，山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尹遵党等百余人在八旗会馆先举火焚楼，旋集体自杀。
   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结束。南京失守后，中华民国政府南迁广州。4月26日，童冠贤、阎锡山亦由上海飞广州。5月31日，出任行政院长。6月2日，国防部由广州迁往重庆。阎锡山在广州就任行政院长并兼任国防部长。9月，阎锡山抵达重庆谒见蒋共商国是。
   9月23日，蒋召集李宗仁、阎锡山、吴铁城、于右任等会商召开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改组党务及华南军政事项。9月24日，蒋在广州接阎锡山、余汉谋、顾祝同、薛岳、李及兰等，部署抵抗解放军进攻；白崇禧自衡阳飞抵广州谒见蒋。9月25日，蒋接见白崇禧、阎锡山、陈立夫、顾祝同、桂永清等，会商军事。9月27日，蒋在广州邀集党、政、军首长阎锡山、张群、吴铁城、白崇禧、于右任、居正、顾祝同、陈立夫、桂永清等继续会商当前国是。9月29日，蒋在广州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议决于非常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财政与外交三个小组，协助非常委员会筹划工作；三个小组由阎锡山、徐堪、叶公超分别负责。同日，立法院发生倒阎锡山风波，在台北监察委员王冠吾等电阎锡山，请阎打消辞职意图。
    阎锡山定居阳明山，过着“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生活，期间共有近五十名忠心部属也跟着迁入，打理阎锡山住居生活。1960年，阎锡山病逝台北，葬于阳明山。阎病逝后，人员逐渐散去，但故居与墓园仍由张日明、井国治等老侍卫整理、维护，数十年如一日。阎锡山故居与阎锡山墓园分别在2004年10月7日与2010年3月16日，被台北市政府公告为市定古迹，但仍由阎锡山侍卫打理。

点评:“山西王”阎锡山堪称民国军阀中的“不倒翁”！阎锡山从辛亥革命起，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历经同盟会、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大战讨伐蒋介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历史时期，犹如一颗近代历史的“活化石”而存在。阎锡山视山西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下功夫苦心经营山西。民国时期的山西，是赫赫有名的“模范省”，这一功绩离不开阎锡山！阎锡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但客观上对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看待阎锡山，要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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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623年10月9日 (农历九月十六)，清朝比利时藉官员南怀仁出生。
历史概述： 1623年10月09日（距今393年），清朝比利时藉官员南怀仁出生。

    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小镇彼滕(Pittem)，12岁起他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17岁时开始了他在鲁汶大学艺术学院学习。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之一。在鲁汶大学期间，南怀仁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并通过宇宙论的学习，掌握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1641年9月2日入耶稣会。1658年随同 Martino Martini神父前往中国，1659年抵达澳门。南怀仁本来在山西传教，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汤若望神父蒙主宠召后，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接替汤若望被授以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也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帝国。康熙八年(1669年)，南怀仁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南怀仁可能是汽车的发明人。

    南怀仁在1688年逝世于北京，清圣祖追赠工部右侍郎，谥为勤敏，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现在位于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


点评：从1655年来华至逝世，在华近三十年。南怀仁“勤勉竭力，不辞劳瘁”，为信仰奉献了一生，客观上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谥号是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人物生前的功绩和操行，得到谥号的主要是皇帝与大臣，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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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色猫汤姆
时间：1740年10月9日 (农历八月十九)，红溪惨案。
历史概述：红溪惨案也称巴城大屠杀，是指1740年10月9日（距今276年）至12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人的事件。因肇事地点之一为城西一条名为红溪的河，故名。

背景

    1619年，荷兰殖民者燕·彼得逊·昆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当时的巴达维亚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为了增加劳动力，发展经济，巩固据点，在荷兰本国人不愿意移民，当地土著又很少的情况下，荷兰殖民当局开始从南洋各地诱迁华人来巴城定居，甚至在海上公然掳掠人口。同时还颁布优厚政策诱使中国商船来前来贸易。到1682年，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达3101人。1690至1730年间是巴达维亚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随着华人的大量涌入，殖民当局认为威胁到了其殖民统治。从1690年起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限制和禁止中国移民巴达维亚，但收效甚微。1727年，殖民当局规定，凡是10年至12年内居留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未申领当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配遣出境。1736年进一步规定凡是1729年入境的华人，只有被认为有用的人才允许领取居留准许证，其他一概遣返。这些被遣返的“无用”华人很多被遣配到锡兰、好望角等其他荷兰殖民地充当苦力。

经过

    1740年，随着制糖业的衰退，失业华人增多，盗贼四起。由于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唐人，殖民当局下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大批华人受到无辜的牵连，华人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殖民当局强迫被捕的华人到锡兰做苦力，在华人中逐渐有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一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逃至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但是一个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密，使得当局有所准备。10月9日，殖民当局以华人准备攻城为借口，命令城内华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时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城内华人进行血腥洗劫。从9日至12日，城内华人被杀近万人，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也不能幸免，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而城外华人不知消息已泄露，依旧按原计划攻城。从9日至11日激战三天，伤亡千余人，终因孤军奋战，攻城失败，被迫转战中爪哇。

中国清朝政府的反应

    “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兰及殖民当局担心中国清朝会采取报复行动，影响对华通商，使经济利益受到损失。1741年殖民当局派专使携带“说帖”前往中国，但是这份“说帖”并没能传呈到北京朝廷。同时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清朝政府认为：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人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

荷兰政府的反应

    因为此次事件，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Adriaan Valckenier1741年被撤职，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财产没收。1751年(调查仍在进行时)死于狱中。


点评：印尼经济发展迅速，华人也积极投身印尼的建设，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和友族之间的关系比起当年不知要融洽多少。但是，仅占印尼总人口约5%的华人圈子中仍有个别人轻视友族，铺张浪费，滥用特权，又为华人招来了一些反感，让印尼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印尼的华人们其实也不必改变习惯，硬去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牢记红溪，勿忘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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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12 辛苦！ 2016-10-11 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