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播出,很巧,父亲总是开这个台,所以,无意间,我总能接收到这样一个讯息的暗示:当你困顿在平庸的生活里时,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体会这个世界,并且,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并且,这样的人同样有这样一个人做他的老婆或者兄弟姐妹,她们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的同一个地方。
我并不是讲,平庸的生活不好,尽管我使用了“困顿”这个词汇,而是——平庸的生活才是生命常态,而常态又常常被抱怨,殊不知——人各有命,生活里有些东西我们没法选,有些东西却是可以努力的。困顿的心情常有,就像迷茫和失望一样,但希望却还是不灭的,尽管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浇灭。解嘲是可以的,因为这样才能轻松的活下去。
回到今天的《行者》上来,这一期讲印度寡妇。旅行者说:“虽然她已经六十岁了,但依稀可以从她的歌声里听出年轻时候的温柔。那时候,我甚至要哭出来,所以只能撇过脸去,而不敢再看她。”行者讲:“她们努力了一辈子,却如此悲惨。”我正在吃着母亲做的我爱吃的热腾腾的晚饭,霎时间,我差点没忍住,哽咽在喉,我心里只有一句话——不是努力了一辈子却如此悲惨,而是,她没有做错任何事,甚至没有做任何事,却如此悲惨。——在印度,寡妇本身就是一种罪。
旅行者是两个男士,他用英语跟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寡妇们交流,他解释说,在印度死了丈夫的女人会被认为是不祥,她们甚至会被子女驱逐出家门,她们会流落街头,她们会饥寒交迫,她们为了生存会去给佛教诵经,换得比市价低得低的报酬,来使自己活下去,而更多时候,活着的办法却是乞讨。她们没有公平可言,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们嫁了人,而这个人,死了。
在这个命题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别人的生老病死,别人的天命,竟成了活人,受非人待遇的理由,这个理由,让人寒心到,用鲁迅的话讲——这个非人间。鲁迅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类。我能不能讲,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类诿过于玄机?
什么是不详?谁定义的不详?谁见过不详的样子?
画面里的老妇,用白色的头巾包裹着脑袋,好像害怕这个世界,害怕这个世界的阳光刺穿自己的脑袋。老妇拿出泛黄的旧照片给旅行者看,她说,她有五个子女,她曾经是一个印度的外来者,她年轻时,是一名歌手和话剧演员,她过去的打扮时尚大胆,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妇女。可是,她已经很久没有歌唱过了,她靠着慈善救济在过活,她没有拒绝旅行者歌唱的要求,只是旅行者听着这样的歌声,竟不敢看她。
这些死了丈夫的印度妇女们,生活悲惨,被一些救济会救助,给她们提供免费食宿。
但,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国家,何至于此?
我说的可不是印度,而是一个个会发生诸如“此类事情”的“印度们”。
我看过一个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的报告,她说,她时常被问及,中国和印度哪个好?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她只能从几方面来表示。其一她说:印度是一个思想比中国自由民主的国家,倘若出生在印度的中产阶级,绝对比中国要好,可不幸,若出生在印度的底层,那么按同样底层的中国人民记,简直,中国就是天堂。洋洋洒洒的报告好几十页纸,我这样选段难免以偏概全,可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不是国家错,不是社会错,不是世界错,而是——人错。——不是一个人错,而是——很多人在一起就会错了。
这种错,如何避免?大概有人类的地方,就无法再纯洁了。
这是不是悲观?是,这就是悲观,因为,就算人人都能管得住自己管得好自己,也没用。因为,管得住和管得好的定义,因人而异。人不同,是非就多,而人与人,注定是不可能相同的,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老人和小孩,白人和黑人,一个人和两个人,就注定,世界要朝着多元去走。所以,我母亲问:那么在印度,那些死了老婆的男人要怎么办呢?
好了,这个话题我说的多了,本来我只是想说:一个人即使什么都没做,却要负担一个莫须有的原因,实在是悲哀,我不禁吃着热腾腾的饭,来感谢我出生在中国,即使不是一个中产家庭,但也衣食无忧了。
而对于我来说,即使脑海里常常挥之不去《行者》里,那些多彩的体验,却也感谢这平庸的生命,我还好好的活着。